美国外交政策最著名的专家之一约翰·伊肯伯里为了撰写《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未来》一文而发掘出这一宝贵的史料。这篇文章已被最近一期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可以理解，这个话题令西方政治学家和外交家们大伤脑筋。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中国在投资西方最大的企业或救助陷入困境的美国银行，中国还在一些过去被视为世界霸主“狩猎地”的领域积极展开外交，所有这一切必然在一些国家引起一些疑虑，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并非总像罗斯福那样具有远见卓识。

　　另一位著名知识分子、英国人马克·伦纳德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在想什么》。人们从书中看到，中国人也在考虑世界的未来。

　　与一种很流行的观点相反，中国人思维方式并不完全一样。有“新左派”，也有“新右派”。但是，伦纳德称，要当心北京的“新共产党人”，他们类似于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很可能将像美国新保守派力图将其观点强加于中东那样，也力求成功地推行他们的亚洲变革观点。

　　在东方，当然有人说得更直率。新加坡人马凯硕曾经写过好几本有关国际关系的书，他甚至在《新亚洲半球》一书中指出“世界权力不可逆转地东倾。

　　澳大利亚人书写得比较少，但他们却在行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今天更接近罗斯福的观点，而非丘吉尔。他们炫耀拥有发达世界中首位能讲流利汉语的工党总理陆克文，并乐于参与重建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秩序。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艾伦·金吉尔认为，中国2007年已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当然，中国在“环境、安全和地区建设方面也很重要”。他说，“的确，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远不像霍华德领导的上届政府那样担心中国的崛起”。而霍华德则是布什总统的可靠盟友。

　　陆克文上台执政后批准了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并宣布澳大利亚从伊拉克撤军，随后又签署了由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对话”模糊机构的死亡证书，该机构也以“亚洲民主弧形带”而闻名。建立这一机构的主张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并得到布什政府叛保守派”的支持。中国人认为这是旨在孤立中国的围堵阴谋，因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民主弧形带”。

　　在堪培拉，陆克文现在则根据下述原则行事，即应当在国际体系中给予中国应有地位：围堵不再是一种选择，取而代之的是“战略对话”。

　　2月5日，这一“战略对话”主张在中国外长杨洁篪访问澳大利亚时已正式提出、如果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东移，那么遥远的澳大利亚将处于第一线。它既有资格与美国保持一种牢固的军事同盟关系，也有资格很具体地接近中国，因此它将享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外交地位。（作者 苗尔维·考夫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