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要有总体认识

　　无疑，在外在压力下，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反应，那么中华民族的确很难被人所尊敬。但同时，人们也应当提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从目前的动态来看，有几种民族主义倾向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有可能不仅达不到民族主义本身的目标，反而走向了民族主义的反面。

　　第一，对西方的“总体论”认识。因为抗议运动发生在西方各国，民族主义自然倾向于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而又往往把这个西方“整体”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但在实际层面，把西方看成是一个整体，造成似乎整个西方在和中国作对的“想象”，既不合乎事实，也有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性。

　　要对西方作多元主义的解释。任何抗议行动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包括组织者和参与者，观察者和反对者。这次发生在西方的抗议中国的运动也一样。参与者是各种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反对者就是支持中国和对华友好的力量。

　　当然，更多的是观察者。中国公众感到愤慨的是西方媒体只报道组织和参与者的声音，而见不到反对者的声音。反华和对中国不友好的力量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他们和媒体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情形。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反对者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人。他们不是没有支持中国的声音，而是没有管道来表达声音。

　　实际上，很多西方公众对西方媒体只报道负面消息而不报道正面消息感到迷惑不解。笔者参加的很多次讨论会上，不时有西方学者或公众对BBC等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提出质疑和批评。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反思他们本身偏激的做法。

　　多元主义的看法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事物的真相。既然人们对西方制造一个不真实的中国感到愤怒，也就应当避免对西方的不真实的认识。

　　第二，一些人倾向于把这次中国和西方部分反华力量的冲突提高到文明冲突的位置。“文明的冲突”是个老话题，但这个概念往往变成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提出“文明的冲突”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从来就没有对此有个合乎事实的解释。

　　实际上，各种文明本身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会发生冲突，只有当各种不同的利益把文明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动员来达到其本身的目标的时候，文明的冲突就会发生。就是说，在文明冲突的背后就是各种具体的利益，是这些力量利用和挟持了“文明”。

　　正如上面所强调的，反对中国的只是西方的一部分人，而不是西方的全部。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正在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相关性。一些反华人士尤其是组织者具有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有一些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心理因素使然。

　　中国的崛起并不表示西方的衰落；相反，中国在开放状态的崛起是西方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然而，很多西方人还是感觉到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确定性。这些人对中国的认识取决于他们的心理调适。

　　可以想见，这种心理状态的调适会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本身从前在从辉煌到衰落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心态的调适问题。这种心态实际上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的近邻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国也存在。

　　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在和中国的互动过程中来确立他们的新的心态。尽管在西方还是会有人抱着拒绝中国的心态来看中国，但幸运的是，随着中国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变得相关起来，很多人开始用接受中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

　　同时，中国人本身也需要作些心理调适。尽管这次藏独分子和西方的反华力量把矛头对准中国，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这也是一次抗议奥运会的运动，或者说反全球化浪潮的运动。

　　因为全球化速度的加速，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加剧。很多年里，凡是具有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和八国峰会等发生在哪里，抗议活动就会跟到哪里。

　　一些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已经产生了其对立面，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不幸的是，奥运会也处于被抗议对象的前沿，因为奥运会是个高度国际化的活动。

　　如果这次奥运会发生在他国，抗议活动也同样会发生，只不过是抗议的议程不同罢了。就是说，任何国家如果要举办类似的国际活动，就不能简单地等待欢呼的声音，而是也要准备听到批评甚至攻击的声音。支持和反对本来就是一体的。这部分“什么都抗议”的西方力量也参与到这次的抗议中国运动。如果减去这部分力量，那么强硬的反华力量又会少很多。

民族主义要有合理的因素

　　第三，对抵制外国货运动的作用要有理性的认识。笔者不认为最近的抵制“法国货”运动没有一点意义。这种抵制行为对提出问题、促使人们正视问题具有相当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对此有过高的期待。

　　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行为具有象征性。前些年也有抵制日本货的行为，但抵制很难持续。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爱国，而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把世界各个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对中国尤其如此，很简单，中国本身是个世界商品制造基地。

　　从这些方面说，尽管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必须重建。很多行为似乎都合乎民族主义的逻辑，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

　　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效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各种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不同类型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简单地把什么样的冲突都视为文明的冲突。全球化也在造就文明的融合。

　　民族主义的重建也要考量到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从大国的责任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而要避免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种。

　　作为大国，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传统儒家那样的具有很强包容性和普世主义性质的国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容纳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价值，那么民族主义只会成为一种微弱和无效的抗争。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作者 郑永年 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